撕掉“職能筒倉”，加速換擋：傳祺BU立志再造敏捷新傳祺

文｜張坤

1月16日，廣汽集團自主板塊組織變革的又一關鍵行動落子：繼昊鉑埃安BU組建并取得階段性市場突破后，傳祺BU也宣告正式成立。

與此同時，廣汽集團正式宣布，擁有28年汽車行業戰略規劃與經營管理經驗的黃堅出任傳祺BU總裁，全面負責廣汽傳祺全系產品的規劃及經營管理。

業界普遍認為，傳祺BU的正式成立是廣汽集團深化“番禺行動”、推動自主品牌改革走深走實的關鍵里程碑。它不僅標志著廣汽自主板塊邁向了權責對等、資源聚焦的系統化攻堅階段，更在制度層面確立了以產品為核心、以人才為引擎的新型驅動體系。

傳祺BU的成立，從國企改革的頂層視角來看，標志著傳祺品牌正在從傳統國有車企的“行政管理型”體制向“市場經營型”架構實現實質性躍遷。正如新時代國企改革所強調的“提升活力效率”，傳祺BU的落子正是通過深度的授權放權與責任內嵌，試圖將管理者從“職能官”轉型為具有市場敏銳度的“企業家”。這種變革的本質是“激活造車的人”，讓組織在科層制的剛性與市場的柔性之間找到新的平衡點。

廣汽不僅是在再造一個敏捷的傳祺，更是在為大型國有車企如何重構核心競爭力、實現從“規模擴張”到“價值創造”的提質增效提供一份極具沖擊力的實戰樣本。這不僅是“番禺行動”的換擋加速，更是國有企業在時代變革中通過煥新機制、驅動創新，最終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。

因此，要透視這場變革的真實底色，不能僅停留在架構調整的表象。我們必須撥開那些因循守舊的職能敘事，去洞察繼昊鉑埃安BU之后，傳祺BU接連落子背后所承載的廣汽經營思維的范式轉型。

傳祺BU的誕生，首先是對汽車行業長期存在的職能“筒倉效應”的一次結構性改革。“筒倉效應”是美國《金融時報》資深編輯、社會人類學家吉蓮·邰蒂，在2015年提出的。她認為，隨著組織日益復雜，人們傾向于在頭腦中建立“分類地圖”，將組織劃分為細分的專業部門（即筒倉）以提高效率。這種由于過度專業化帶來的“隧道視野”會導致跨部門協作失靈、信息無法共享，甚至讓高層對明顯的風險視而不見。

這在汽車企業當中尤為突出。在經歷福特流水線革命后，傳統車企的架構往往如同一座精密但遲鈍的金字塔，研發只負責技術實現，制造只盯著成本與產能，銷售則在末端承接市場壓力。這種接力棒式的流轉，在緩慢的傳統賽道或許有效，但在智電轉型的新常態下，卻成了扼殺效率的元兇。

傳祺BU通過全面整合研發、制造、銷售與服務全價值鏈資源，旨在打破內部壁壘，實現一體化運營與統一指揮。這種變革的野心，不僅在于提升決策速度，更在于讓組織回歸到自負盈虧、權責利高度統一的經營主體屬性上，確保資源精準投放與高效協同，共同為經營損益負責。

傳祺BU對外表示，接下來將針對傳祺品牌“主流、大氣、高品質”的定位，進行一場從產品力到品牌力的全方位升維，旨在通過技術升維、產品重塑與體驗深化，持續推動品牌向上。

不過，一個制度的優越性仍然需要通過“人”的配置來激活，企業最大的短板往往是缺乏具備經營思維的“總經理”人才。

傳祺BU此次推出的領導團隊——黃堅、李安、王彧組成的“鐵三角”，精準地回應了行業對經營型人才的渴求。作為傳祺BU總裁，黃堅擁有28年汽車行業戰略規劃和經營管理經驗，其履歷橫跨集團規劃、采購、財務、人事、數字化及生產領域。這種典型的“六邊形”復合背景，使其成為統領全價值鏈整合的理想人選。他在廣汽豐田推動智電轉型、助力構筑百萬體制，以及與華為、騰訊、Momenta、小米等伙伴深度合作的實戰經驗，正是傳祺在新能源下半場決勝所急需的底色。

與之配合的副總裁李安長期聚焦銷售一線，擁有牽頭優化銷售渠道、助力廣汽豐田實現年產銷破百萬臺的卓越戰績。他將負責傳祺BU的銷售服務領域，強化終端執行效能。副總裁王彧則深耕產品研發、成本管控與供應鏈創新，主導過傳祺M8、E9等標桿車型的研發。

這三位核心負責人的到位，意味著傳祺BU真正擁有了一個能獨立作戰、優勢互補的經營決策核心。這不僅是人事的更迭，更是一種管理哲學從“職能驅動”向“經營驅動”的質變。當這支懂戰略、會經營、能創新的管理團隊掌舵，傳祺BU才真正具備了擺脫形式主義、實現實質性授權的組織基礎。

當然，從更深層的戰略維度看，傳祺BU的成立是廣汽集團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。

在“番禺行動”的整體框架下，廣汽通過全面導入IPD（集成產品開發），初步建立了以用戶需求為驅動的產品開發流程。而傳祺BU則是這一流程落地的組織載體。它要求團隊不僅要會“造車”，更要會“經營車”。通過升級動力科技、明晰產品序列定位、拓展全新細分市場，傳祺正試圖在“無里程焦慮的新能源車系”這一賽道上構建護城河。這種基于BU制的敏捷迭代，將使傳祺能夠更快速地響應市場波動，將用戶的反饋直接轉化為技術改進的動力。

面向未來，傳祺BU的愿景異常清晰：以用戶為中心，以市場為導向，全力推動品牌在新能源轉型中加速前行，再造一個新傳祺。

這種定力背后，是廣汽集團對高質量發展的堅定決心。改革從來不是為了改革本身，而是為了讓組織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重新獲得呼吸感與戰斗力。在一個充斥著“偽革命”的時代，廣汽傳祺通過這次真實的權力下放、嚴苛的獨立核算以及頂尖的人才配置，正在為大型傳統車企的自我救贖提供一個可觀察的真實樣版。

這種勇于動自己“手術”的膽識，以及對“激活造車的人”這一核心動能的堅持，往往比單純的技術突破，更能決定一個企業在“十五五”新征程中能走多遠。